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此前，几所重点大学已先后开设了国学院。国学院、国学班的接踵开设，读经诵典的日益流行，着古式服装作秀的吸引眼球……凡此种种，似乎见证并推动着“国学热”的升温。

   “国学”是否“热”，只是外在的温度；传统文化的呼吸与叹息，才关乎其生命内在的脉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国学热”的由来，提出了“国学热”背后隐藏着的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却丝毫不顾虑这张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更不必说大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程列入课表，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广招学生；以培养未来“国学”大师的“大师班”早已经在不止一所大学中出现；“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备感骄傲……

    首先，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毫无疑问，上述现象都是可喜的；最起码，这说明我们对按照时下做法，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珍惜和热爱。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背景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对“国学热”背景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学热”都应该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假如不太健忘的话，今天40岁左右的人应该清楚，在距今30年前，“国学”是什么形象和地位。至少，我们绝对不能说，“国学”在当时的形象是正面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应该还都记得，就在短短的30年前，中国人是怎么称呼今天又恢复了圣人地位的孔子的吧。除了梁漱溟先生、吴宓先生等极少数人外，数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难道不都是直呼“孔丘”其名，甚至直斥其为“孔老二”的吗？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程度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也并不为过。我们生活在今天，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恐怕未必有多少人明确地知道，这30年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近有一本好书，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编写、著名传媒文化学者曹景行先生主编的，书名叫《亲历》，副标题是“上海改革开放30年”。这本书通过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中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的口述，来感性地重现历史性的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序言。这篇序言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十，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进出口贸易总额，2007年是1978年的105倍多。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

    二是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在1978年是2.5亿，2007年已经降低到不到1480万。在这30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5亿，却还能够基本平稳地达到初级小康水平。

    三是在短短的30年里，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