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泉州城中，有种走进古罗马神殿的错觉。已成残垣断壁的遗址可是当年巍峨雄壮的清真寺庙??！泉州清真寺是国内惟一用花岗石和辉绿石建造的阿拉伯中亚风格的清真寺。寺院建筑主要有寺门、奉天坛和明善堂和新建的礼拜寺。这种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庙究竟是如何传到我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港口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

从唐永徽二年(651)到南宋末年的600余年间，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早期传播时期。这时唐朝同阿拉伯帝国(大食)均为兴盛时期，中阿两国东西相望，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保持着频繁友好往来。大食使节和“贡使”不断前来中国，据《旧唐书》载，自651～798年间阿拉伯来唐使节达39次之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来华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来华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明州(宁波)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牛角等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商品。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贾”等。由于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在中国久居不归，称之为“住唐”。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波斯人为数不少。据《资治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以来，大食国的“胡商”，“留长安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肃宗上元元年(760)之前，居住扬州一带的大食“贾胡”至少也有一二千人。据唐代僧人鉴真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说，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波斯人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说，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广州，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12万之多。宋时，对外通商贸易的规模又有了发展，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人比唐时巨增。他们多集中在广州和泉州，仅泉州一地就数以万计。中国地方当局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设立诸国蕃客聚居区“蕃坊”，并允许他们和汉人通婚，繁衍后代。据宋代朱或《萍州可谈》记载，北宋末广东有刘姓阿拉伯人娶宗室女者，因而出现“土生蕃客”和“五世”土生蕃客的记载。清代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成，以长子孙。”据近人考证，广州蕃坊在“府城之南”、“珠江北岸”，泉州在“此市南郊，地临晋江”。南宋时，这两个地方还出现了不少大食巨商，“富盛甲一时”，具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大食国的穆斯林商人在中国寓居或定居，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蕃坊”中，由中国当局任命一位年高德劭的穆斯林为“蕃长”，负责管理蕃坊事务，主持礼拜等宗教活动，处理穆斯林间民事诉讼，并招揽外商来华贸易。蕃客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皆以《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镀贾菘商浮酚衷?；“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非手刃六畜则不食”。他们还在居住地建立了礼拜寺及穆斯林公共墓地，伊斯兰教影响随之扩大。今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杨州仙鹤寺、杭州真教寺等，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伊斯兰教古寺。《诸蕃志》卷上记载泉州墓地说：“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风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唐人杜环《经行记》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称“大食教度”。这时伊斯兰教在中国还只局限于来华侨居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中信奉，广大汉族人对其相当陌生，因此一些汉文文献往往把穆斯林念经、礼拜等宗教活动，不确切的理解为“拜天”、“叫佛”等。

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由侨民而演变为“土生蕃客”，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外来穆斯林从事正当商业活动，不向教外人传教，避免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宋代沿袭此一政策，且更进一步依赖海舶收入，为“蕃客”的往来定居与商业活动提供不少便利条件，使伊斯兰教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上。唐宋时期来华穆斯林虽人数不多，但大都往来于沿海通商口岸与长安、开封、北京等大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及其后裔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还应试为官，有的以其雄厚资财发展商业和贸易，为朝廷提供大量财政收入。他们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火药等从这一时期起先后传入阿拉伯，随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
    元代至明代前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甫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1219～1260年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对外西征。在近半个世纪内，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蒙古人西征中，将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而被征调到中国来，参加蒙古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也有一些宗教学者、社会上层及其部属等，总数大约有几十万之多。被签发的军士被编入“探马赤军”，战时从征，平时屯聚牧养，分驻各地，以西北的陕、甘、青为多，有的则迁往西南、江南和中原各地。蒙古人的西征及占领中亚、西亚等地，使中西交通大开，“无此疆彼界”，自愿来华的商人、传教师、旅行家、学术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与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都是穆斯林，故被称为“回回”或“木速蛮”(Musliman，即波斯语穆斯林)，成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成分?！睹韶６贰吩兀?ldquo;蒙兀西征，不暇深辩，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凡奉摩诃末(即穆罕默德)信徒，不以波斯、吐火罗、康居、乌孙、大食、突厥，通谓之回纥，而又不能正言，声讹为‘回回’。”东来的回回人，入居元朝后，“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不复回首故国也”。他们仍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他们“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俗是泥也”，“虽适殊域，传子孙”，其宗教信仰“累世不敢易焉”。这些人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元初，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有穆斯林。他说押赤(今昆明)“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徒。”元未来中国的摩洛哥旅游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载：“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他还具体记述了刺桐(今泉州)和杭州穆斯林的情况。

凡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均修建有礼拜寺。元代礼拜寺的建筑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据元至正八年(1348)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重建礼拜寺记》碑文云：“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供西向以行拜天之礼。”此时的大都(今北京)、广州、泉州、扬州、温州、庆元(今宁波)、上海、上都、长安等地，是穆斯林商人云集之地，礼拜寺及其它伊斯兰教建筑更为集中，如泉州在元代增建礼拜寺就有六七座之多。在和林，也有两座礼拜寺。一些回回穆斯林官吏在自己的行政管辖区内也修建了不少寺，在昆明建寺多达12座，保存至今的尚有正义路南城寺和金碧路永宁寺。元代的诏令、典章等文献中，称礼拜寺为密昔吉(Masjid，麦斯吉德)或俗称回回寺，称掌教为“答失蛮”(Danisnmara，即学者)或称回回掌教、回回大师；把伊斯兰教教法称之为“回回法”，“回回家体例”，等等。从元末明初起，回回穆斯林遍及全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被人们广泛注意，故把伊斯兰教称为“回回教”、“回回教门”，一直沿袭到近现代。

元代至明代前期，还有相当数量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因政治的、经济的和通婚等原因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回回穆斯林。元代回回人入华后，他们在各地定居和汉族杂居，同汉族的妇女通婚，凡嫁给回回人的妇女，均改宗伊斯兰教。元代；蒙古人从宗王贵族到所属军民，有因接受伊斯兰教而日益融合到回回人中，元世祖忽必烈孙阿难答自幼归信伊斯兰教，其所率官兵多数为穆斯林，从而使其辖区(包括陕、甘、宁、青等地)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据明代文献载，明初哈密地区有3种人杂居：“一是回回人，一是畏兀儿，一是哈拉灰”。哈拉灰原为蒙古人，明正德年间(1506～1521)，他们曾两次迁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到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受到回族的影响，已经“不食猪肉，与回回同俗”了。

从元代至明代前期，也是各种不同来源的回族人形成一个民族的时期。

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回回民族的社会发展，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这一时期，为适应回族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宗教人才缺乏的问题，明嘉靖年间(1522～1566)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之先河，先在陕西，后在山东、河南、河北、云南等地出现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学生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的经堂教育制度。各地经堂教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中心和特点。在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的陕西学者，推行寺院宗教教育，多以阿拉伯文读本为主，攻读认主学为特点。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及内地诸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兼授，多攻教法学。云南派创始人马复初，兼有陕西、山东两派特点。继经堂教育的发展之后，一些著名阿訇、经师、学者，为改变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这时以江南的南京和云南为中心，以汉语译述和阐发伊斯兰教义，弘扬伊斯兰学术文化，使教内外了解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前一阶段，以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伍遵契为代表，译著内容多为教义、教法、典制、历史、哲学等。后一阶段以马复初、马联元等为代表，内容除教义、教法外，涉及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地理、天文、历法等，并开始汉译《古兰经》。有的学者还用阿拉伯文书写，或汉阿两种文字并用。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学通四教”、“长攻儒者之学”的“回儒”。他们的译著“悉本尊经”，参考了不少苏菲典籍，大都采用了使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儒诠经”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

历史的发展总是这么奇妙，扎根进去会发现更多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