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欧亚地区曾经存在过的著名交通走廊，而且是人类不同文化交流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中国国家历史上在不自觉的前提下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丝绸之路”存在的历史给欧、亚、非大陆差异性明显的不同文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文化和平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路径。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效应不仅是中国历代政权及其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也是一些参与过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民族国家和准国家行为体基本没有意识到的。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的国家行为体，均无需要也无可能对自己的作用作出评估和总结。而欧亚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地缘特性对本土社会发展和世界跨地区文明交流的严重制约，构成非足够强大的权力中心不可能突破的障碍和困境。尽管当今欧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与“丝绸之路”存在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上述地缘特征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反思国家行为体在构建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建设新世纪促进文明沟通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应能获得某种有益借鉴。

    国家行为体； “丝绸之路”； 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交通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文明共鉴的重要历史文化工程。因为这条东起中国长城以内、西达地中海彼岸商贸大通道（后期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又将这个东西方交通史上重要通道的外延也列入这个概念之中，提出了北线、南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等派生路线，使“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集合名词），不仅将古代中国各民族物质生活产品以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传输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欧洲大陆，同时又将欧洲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带回东方。与其说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不如说是一条物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纽带。构成这样一条纽带的动力是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促使其形成的条件却是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历史机缘。而在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条件中，国家行为体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人类社会科技水平尚难以克服横亘在各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地理阻碍，如高大山脉、浩瀚海洋、漫漫戈壁等。同时，这些文明中心相互间了解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彼此信息的传递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因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差异的存在仅仅是实现交流的外力条件，所以实现这种充满偶然性接触和交流的历史机缘往往是一些非文化和非商业的政治性（其中也包括军事性的）历史契机。

    一、中原王朝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

    公元前及公元后一千年左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农业文明得到充分发展。秦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由此带动了经济上的稳定发展。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按照国家全面治理的需要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加，运用举国体制兴修水利、建设军事防御设施、修建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做好粮食和财物上的准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具备这种能力和水平不多的强大国家之一。公元前140年，中国的西汉王朝受到了北方强大游牧民族政权——匈奴的军事威胁。汉武帝刘彻一改中原农业文化的传统对外关系，将广泛、积极的西域外交活动作为抵御匈奴袭扰和战胜匈奴汗国的辅助策略之一。联合曾经是匈奴夙敌的大月氏与汉朝共同抗击匈奴，成为此时汉朝国家外交的具体措施。张骞忠实地履行了汉武帝的旨意，经历了大漠戈壁上的艰辛跋涉，去完成这一重要政治使命。这是有“正史”记载的中原王朝历史上首次对西域的关注，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上的需求，并将这一特点由此在中国与中亚关系史中延续下来①。尽管从军事意义上这次出使西域的外交活动并没有达到汉朝政府层面的目的，但却从此打开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相互了解和往来的大门。虽然，当前已经有许多学者用后来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就已经有零星的中原商旅进入了西域，甚至提出“丝绸之路”在张骞进行西域探险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张骞代表中国汉朝政府的外交活动使这条东西方交通孔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大大提高。这里有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后几次更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也有西汉政府组织强大军力打击匈奴的军事活动，还有为保证汉朝军队及官员在西域有效履行职责而调动大批人力向西域运送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经济活动，这些国家层面的行为无疑对“丝绸之路”形成有效和安全的规模创造并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换言之，汉朝政府当年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考虑采取的外交、军事及经济行动，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早期构建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安全保障。

    当古代中国政府动用强大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基本实现了北部和西部边陲的安全稳定后（如汉代和唐代），软实力的影响也开始向这些方向扩张。原来在中国北方强大游牧民族政权统治下及其势力范围影响下的各民族，往往在这些历史时刻体现出运用地缘政治平衡的灵活技巧，纷纷与已具强大影响力深入北方和西域的中原王朝主动建立起良性关系。而强盛一时的中原王朝统治者一般也都能把握住时机，积极地与周边各弱小民族政权和城邦国家发展政治合作关系，继续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打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中央王朝周边地缘政治体系。西周时建立在分封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天下”蓝图设计过于理想化②，经过了秦汉时期的实践逐渐转化成相对务实的“边政”方略。

    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整合周边地缘政治版图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册封。即在名义上将边疆少数民族或部族的首领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之内，给予一些象征意义上的“王”“侯”等皇家身份的名号册封。只要这个少数民族的领袖表示愿意臣服于中央政府，愿意享有中国皇帝臣子的名分，他就可以继续保留对自己原有领土和部众的统治权，包括继续行使部族的习惯法（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法律和法规）、继续按以往的标准征收赋税而不用上缴中央政府、根据本部族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需要征派劳役、兵员，而中央政府基本不过问。第二，和亲。往往是根据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主动提出的请求，中原王朝选择皇室内的“宗室女”以公主身份（尽管有时是天子远亲，有时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义女”）远嫁边疆，由此建立起传统伦理观念上的“翁婿”关系，靠这种由政治联姻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构成中原王朝封建体系的外延空间，形成农业文明区在游牧文明区的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缓冲地带。第三，岁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边疆主要少数民族首领或地位重要的部族上层输送中原农业地区特有的物质文明产品，如丝绸、瓷器、金银制品（这些产品都是在游牧状态下难以生产的），以满足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贵族式奢侈需求及与中原皇家生活攀比的虚荣心?？凸凵侠弥性┮滴拿鞯挠攀?，促使边疆少数民族由上至下地发生“感化”和“风化”。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文化精英，以他们的主观视角设计的这样一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方案，能否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已经由历史作出了公允而充分的回答。但也恰恰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基于中原文化主观视角的关系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边政方案，构建出了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体系。

    这就是古代中国以中央王朝为权力核心，与周边少数民族分散权力中心通过多年磨合建成的一种典型的关系框架，后来的中国学者将其称为“朝贡体系”③。关于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当代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如国家的边疆治理、中原民族与边疆诸民族的关系、中央王朝的政权体系构建等。其中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文化传播意义的研究，这里既涉及精神文化的传播，也涉及物质文化的交流?？梢运?，在“朝贡体系”的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支持下，为了完成册封、和亲、岁币等重要边政措施，客观上形成了中原与中亚地区（甚至更远的西亚、南亚、东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通道?？凸鄣亟?，为达到“朝贡体系”的远程效果，经过最初开启的东西方交通走廊流入西域的中原奢侈品并非属于追求商业价值的经济活动，充其量只是中原王朝边政措施和外交活动的副产品。但是这种规模和数量均不大的副产品如同在一个刚刚修通的渠道中注入的试水水流，流量虽然不大，却测试出了不同地段之间的水位差和基本走向。

    随着东西方这一难得形成的交通走廊疏通，一部分为西部周边民族和部族首领们准备的奢侈品经各种不同的渠道流向欧洲，结果却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额价值。这样一来，原本不是商品的中原地区物产，从大量被赋予政治使命的礼品流中无意间分出一部分变成了商品。而这一过程和结果产生的强大示范效应，向呈现出极大地缘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的两端及沿途揭示了一个创造超值利润的机会。尤其是丝绸制品，以其特有的商品特质和使用价值，在偶然（或者可以认为并不是偶然）流入欧洲后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市场效应。东西方审美观和价值观差异，更使丝绸这种特殊的商品变成了带有超高附加值的财产和地位的象征。当欧洲的贵族们将丝绸制品当作贵族的象征而使之充斥上流社交场合时，已经开始活跃在这个初现规模的商道上寻找商机的行贾们及时捕捉到了这个重要信息与历史机遇。丝绸产品极轻的重量、占据极少空间的商品特质，又使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成为了有暴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但是由于沿途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复杂和恶劣，这种商业活动实际上也成为一种与国家政治（主要是中国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地方民族政权间政治关系的构建）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冒险。

    由此可以看到，早期“丝绸之路”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纯粹商业行为”，而是借助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政策的有力推动得以实现政治关系构建的副产品。这一特殊的性质注定了这条古老商业通道的兴衰与沿途国家（首先是中国历代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外政策和相互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这些重要的人为因素依据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时（在历史上更多的是被动改变、甚至是放弃），“丝绸之路”的运转必然也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轻则改道、分割，重则衰落、中断、甚至消失。而每当这些沿途条件恶化的时刻到来时，欧亚两地市场需求的吸引力、地缘经济“水位差”带来的动力、丝绸产品超高附加值的刺激，都将成为微不足道的条件而难以挽回“丝绸之路”的衰落。综上，对古代“丝绸之路”存在的条件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促成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东西方畅通的商路的关键性条件是源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因素；第二，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是促成“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的重要条件，但却不是影响其存亡兴衰的决定性条件；第三，古代中国周边、尤其是西部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是生成古代“丝绸之路”所需条件的重要外部环境。 

    二、草原强权注入的“丝绸之路”创新动力

    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除了基于欧亚非地域间强烈的文化差异外，丝绸等特殊商品经过千万里流通产生的超值利润毕竟也是支撑这条商路存在了近千年的原因之一。汉唐中原王朝与“西域”及沿途各城邦国家在政治上建立的友好关系和以军事手段形成的安全保障，为延续这条商路的通畅提供了决定性条件。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割据政权林立，战乱攻伐不断，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断，“丝绸之路”受到严重的冲击而萧条、中断，反证了这些基本决定性条件的重要意义。到13世纪时，蒙古汗国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多次对中亚的宏大西征行动，使这条古老的商道再次被疏通。出于保障西征行动胜利和蒙古汗国经济繁荣的需要，蒙古贵族同样重视这条商路的高效畅通。欧亚大部分地区被征服后，“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置于蒙古汗国的控制下，商路安全不仅有了保障，而且因各地政权割据而形成的众多关卡也被清除。将中亚大部、东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后，蒙古汗国为保障统治系统的有效运转和新建汗国物资、人员流向蒙古大帐，不仅鼓励东西贸易活动，而且建立了空前完备的驿站制度，使中断了数百年的“丝绸之路”又一次繁荣起来。当长春真人丘处机应召经撒马尔罕前往阿姆河附近成吉思汗的行营所在地时，沿路见到了“丝绸之路”上驼队、车队相接的盛况④?！八砍裰贰痹诿晒藕构逼诘母葱瞬唤鍪羌虻サ幕指春凸痰墓蹋姨逑殖隽硕魃桃到煌ê臀幕涣鞲臃岣坏亩嘌?。

    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之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同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忽必烈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朝统治者在加强传统“丝绸之路”的安全和效率的同时，将蒙古汗国西征后的财富、技术、工匠大批遣送回中国内地，天文术、蒸馏制酒、玻璃制造等技术都在这时传入中国。另外，作为已经具有跨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广阔视野的蒙元统治者，深知中原农业文明地区特有物产远距离交流的重要地缘意义。在蒙古汗国控制了漠南、中亚和东欧草原后，在军事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中原的特产由阴山山脉向西，经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进入哈萨克草原，向北绕经咸海、里海抵达阿斯特拉罕，沿伏尔加河北上进入东欧草原。这条后来被称作“草原丝绸之路”的商道，以丝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主，成为传统的“沙漠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绿洲丝绸之路”）的重要补充。蒙古汗国称霸欧亚后对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另一大贡献，是对起始于汉晋、繁荣于唐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启用和重大推动。元代陆上“丝绸之路”因元朝疆域远至黑海、波斯湾地区，路途虽然遥远，但沿途十分畅通。1279年，元朝攻灭了南宋政权。强大的蒙古帝国将中国作为其中一个汗国统一起来，并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集权统治。这不仅意味着扩张中的蒙古贵族从此占有了中国丰富的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游牧帝国对中原农业文明的接纳。元朝兼并了南宋统治区域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接管了沿海诸港口城市，使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西征占领的欧亚濒海城市相互连接、彼此补充成为可能。

    蒙元帝国的统治者以草原民族的开放胸襟带来了“丝绸之路”的又一次繁荣，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容纳了多元文明的丰富文化内涵，使元朝的对外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峰。元代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不仅疏通和拓展了“陆上丝绸之路”，而且唐宋时期兴盛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航海业在元朝时已经具有了很高水平，海上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据这一时期到过中国的著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达（Ibn Battutah，亦被译为“伊本·巴都他”“伊本·巴图塔”“伊本·巴杜达”等）的游记中记载，福建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商业码头，丝绸、瓷器等商品，各地商家开设的店铺，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云集泉州。伊本·巴都达在记述这些让他感到震撼的盛况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他看到在中国丝绸已经成了普通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将中国盛产的丝绸贩运出去，“丝绸在这里就一钱不值”⑤。这个细节可能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伊本·巴都达虽然在世界各地漂泊30多年，是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旅行家，但是他在中国的行迹主要集中在沿海商业城市，广大农村他不仅没有涉足，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伊本·巴都达在他的游记中流露出了生活上的不适和文化上的抵触⑥，所以他在中国的游历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不可能是十分深入和广泛的。另一方面，是伊本·巴都达的观察确实反映了当时元朝社会兴起的与南亚、欧洲、甚至非洲交通贩运的商业热。从汉代开始，儒学独尊的地位使中国士大夫阶层“重耕读”的风气成为社会中具有导向性的价值取向，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职业的商贾阶层被视为“末业”。而蒙古贵族入主中国后，以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观有力冲击了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原封建文化传统，堪称一场古代中国社会受压抑的商业能量释放。

    已经将势力范围确立在欧亚大陆上的蒙古帝国统治者们，对世界上这个最大陆地板块的地缘形势和各地特产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开放商业不仅能够给进入中国农业地区的蒙元王朝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占领了中国南方后，将江浙、两湖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丰富物资作为重要资源，用来与统治欧亚的其他蒙古汗国进行利益交换。在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文化元素的同时，也在扩大着蒙元王朝的影响。举国体制和国家垄断，这是元代“丝绸之路”通商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元朝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官船贸易”，以国家的名义与海外国家签订商约，然后发出商船按期将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运到各国。元代中国与世界通商范围空前广泛，东面到达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方可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甚至抵达大西洋沿岸摩洛哥的丹吉尔，南方可远航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元代在泉州、庆元（今天的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管理着各地的对外贸易。

    有研究者认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上经商能力的增强挑战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也有更多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同时并没有影响“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与发展。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完全是在当时科技水平提高和商运能力发展前提下观念与方式的创新。蒙古汗国广大的统治区域和通商范围内巨大的物流需求，已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远远不能满足的了。而且，蒙古贵族及欧亚各国消费水平的提升，仅仅靠质轻价高而畅行东西陆路交通干线上的丝绸及其产品已经不单单是数量上供不应求，品种上的单一也是传统“丝绸之路”受到挑战的重要原因。海上运输能力的提高和蒙古汗国征服地域的扩大，都为实现这种质和量上同时提升的需求提供了政治上和技术上的条件与可能。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不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元代时的“陆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因海路商贸业的活跃而被挤垮，反而因商品交流的需要而向北、向南拓展，形成了通向哈萨克草原、俄罗斯、东欧地区以茶马贸易为主的“草原丝绸之路”和通向阿富汗、印度、缅甸等地以玉石、宝石为主的“玉石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而且近期有学者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其在唐朝后的五代时期因缺少中央统一政权的保障能力和行政能力的鞭长莫及而中断，而在明朝基于航海技术发达和地理发现的新海路开通后，“陆上丝绸之路”也没有因此一蹶不振⑦。当海路商业活动兴起并对陆路交通走廊构成挑战时，古代中亚各民族和各城邦国家仍然执着于东西交通的活跃与发展。因为，地处封闭“内亚”的居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冲动，不仅激励着古代中亚民族走出绿洲和戈壁，也诱使他们将外来丰富的文化内容吸收到本地文明之中。 

    三、中亚地区权力中心对“丝绸之路”的认知与作用

    蒙古汗国强大军事政治权力覆盖了中亚各民族传统的领地，与各汗国的交往给中亚各民族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在中亚各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影响，对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近代民族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文化凝聚作用。成吉思汗分封给次子的察合台汗国，将中亚统一成同一个文化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在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蒙古文基础上创立了察合台文，成为了当时和后来在蒙古诸汗国中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工程。如此跨度的文化对接和融合得以实现，除了有赖于地域广大的权力体系外，东西方交通走廊的空前通达也是一个重要条件。英国著名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20世纪初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报告时曾感慨道，“13世纪初期，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使亚洲政治发生绝大变化”?！懊晒耪吖还睦鹘煌ǎ虼怂炜鞣皆谏桃瞪?、艺术上、知识上自由交流的新纪元，实是世界上前所不知的”⑧。他认为，蒙古帝国统治中亚时，对“丝绸之路”的管理和维护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蒙古贵族不仅重视从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和欧洲运输不同物产，而且对差异极大的文化也报以开放的态度。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僧侣不仅成为察合台汗国的座上宾，而且以“国师”的身份策划了这个汗国的文字改革。元朝建立后，蒙古人在中国各地派驻的行政官吏中有许多是来自阿拉伯和欧洲的“色目人”。可以想象这时的“丝绸之路”，它所承载的丰富内容已经远不仅是单一的商业通道所能胜任的了。

    察合台汗国衰落后，帖木儿帝国由中亚兴起。虽然关于帖木儿的身世至今仍有分歧：俄罗斯史学家认为他是“突厥化”了的巴鲁剌思部（蒙古民族一古老部落）蒙古人，祖上是察合台汗国的高层官吏⑨；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则坚持他是本土的突厥人，因此也就是现在乌兹别克人的祖先，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娶了东察合台汗的女儿、艾米尔胡赛因的寡妻⑩。不论帖木儿是不是蒙古人（或是有着蒙古人的血统），还是为了依靠“黄金家族”在察合台汗国权力竞争中快速崛起而与蒙古贵族联姻，他出生在撒马尔罕附近的沙赫里萨巴兹（Шахрисабз，中文史籍中称“碣石”）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他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东征西讨建立强大帝国也是在世界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14、15世纪在中亚地区出现的帖木儿帝国对欧亚非大陆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汇和聚集的中心。尽管这种交汇的方式主要是以武力征伐和野蛮掠夺为主的，而且伴随着对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严重破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东西方文明互动的作用。虽然这种方式与“丝绸之路”存在和繁荣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帖木儿帝国在强盛时期对东西商路的?；ぴ朊晒诺酃币谎铝讼嗟贝蟮木凸Ψ?。

    帖木儿在攻占大马士革、开罗、巴格达等当时已经很发达的城市时，将这些城市的文化精华掠回中亚，其中包括各种书籍和学者、工匠，在帝都撒马尔罕和他的家乡沙赫里萨巴兹建立起豪华的宫殿和宗教学校，尽管按照后来研究者的说法，帖木儿除了善于作战外甚至连字都不识。在帖木儿的孙子乌鲁格别克（Улугбек，亦译为“兀鲁伯”）继承了帖木儿帝国的统治后，这位被后人称作“学者帝王”的君主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与他的祖父仅仅附庸风雅和贪婪各地文化精品不一样，让乌鲁格别克着迷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他利用了帖木儿大帝开拓的广阔空间和丰富资源，将各地天文学、数学、绘画艺术方面的学者网罗到撒马尔罕，将撒马尔罕建成了当时世界上东西方闻名的文化之都。在乌鲁格别克当政的40多年中，他致力于帖木儿帝国科学文化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国家政治目标的，那就是努力扭转他的前任沙赫鲁赫（Шахрух）统治时期的伊斯兰教国家化、政治化和极端化的倾向。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工匠与艺人云集撒马尔罕，同时又从撒马尔罕派往帝国的其他地方⑪。著名的撒马尔罕天文台，完成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列吉斯坦神学院成为传授自然科学的讲坛，撒马尔罕的城市规模在乌鲁格别克时期有规划地扩大，这些成就在把帝国推向欧亚文明中心之一的同时，也给这个中亚国度带来了世俗化的文明进步。

    帖木儿帝国保持了蒙古汗国统治中亚时期的传统，对通往西亚、阿拉伯半岛、东欧、印度的交通路线实施有效控制，保障“丝绸之路”上的大小驿站正常运转仍是各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帖木儿帝国对这条四通八达交通走廊的重视与维护，让世界各地前往帝国中心的学者与商人一同在“丝绸之路”上结伴而行，为自己成为当时欧亚大陆的文化中心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是在帖木儿刚刚建立帝国并急于向四方发兵扩大战果的时期，这位试图取代察合台蒙古王族的年轻人（帖木儿推翻西察合台汗胡赛因建立自己的帝国时才33岁）也十分重视对这条传统商路的?；?，尤其是“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东段部分。首先，他集中兵力向盘踞在蒙兀尔斯坦阿力麻里（今天新疆伊犁霍城）的察合台后汗秃黑鲁帖木儿发动攻势，打算在第一时间消灭察合台汗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即使是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之下，帖木儿也没有忽略疏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据俄罗斯学者巴尔托里德的研究观察，“当时，在中亚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活跃的商队贸易”，“尽管在混乱时期，同东方的贸易关系也是没有断绝的”⑫。帖木儿对“丝绸之路”东段投入力量保护和经营起来，不仅仅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在向伊朗、印度、土耳其几个方向用兵的同时，帖木儿选择了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策略。14世纪末，正在伊朗西部、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地作战的帖木儿，几乎年年向中国派出使臣，携带大量礼品晋见明朝皇帝朱元璋。虽然是出于战略平衡和政治结盟的需求，但这样的频繁往来对此时中亚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388年，帖木儿派出使臣马沙亦黑马哈麻、温尔里赴南京谒见明太祖朱元璋。恰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将徐达进入元大都（北京）后得到一批阿拉伯文的书籍，因无人能读懂这些书的内容，朱元璋就将这批书籍收藏起来。当帖木儿帝国的使者来到后，朱元璋就把这些书拿出来请他们解读?！笆椭?，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理，甚是精详”。于是，大喜过望的朱元璋就将这两位使臣留在了南京，任马沙亦黑马哈麻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温尔里为钦天监副监（正六品）⑬。数月后经帖木儿同意，马沙亦黑马哈麻、温尔里二人正式成为明朝的官员定居南京，并娶妻生子，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殊的分支⑭。据中文史料记载，类似马沙亦黑马哈麻、温尔里的经历留在中国的中亚人在明朝并不少见。他们的职业涉及得也非常广泛，有官员、学者、艺术家，也有军人、工匠等⑮。虽然帖木儿帝国在征服伊朗、伊拉克、印度、金帐汗国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其也开始策划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但整个帖木儿帝国时期中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应是主要趋势。在持续了数百年的和平交往中，由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大量文化元素，并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各民族文化发展之中。促成这种文化交流格局的原因，一是中原地区处在元末的长年战乱后，不仅亟待休养生息的和平年代，也需要汲取大量的文化营养；二是中亚地区在蒙古察合台汗国统治结束后，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期，形成了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三是明朝和帖木儿帝国都十分重视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均付出了相当的成本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使这条东西商业走廊担负起了中亚地区和中国文化交流的使命。

    中亚帖木儿帝国自14世纪下半叶兴起后的130多年中，不仅成为了欧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领域中产生强大影响力的王朝，也形成了一个向周边大陆广泛辐射的次区域文明中心。在这一时期中，中亚游牧文化与蒙古游牧文化紧密融合，吸收阿拉伯、波斯、印度文化，形成了近代中亚文化的雏形。在文学、诗歌、绘画、建筑、史学、天文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出现了与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相匹配的伟大建树。著名的诗人哈菲兹、贾米、纳瓦伊，著名的乌鲁格别克天文台和《乌鲁格别克天文表》，著名的列吉斯坦神学院、比比汗努姆清真寺、古尔·艾米尔陵墓等恢宏建筑，著名的哈菲兹·拉卜鲁《历史精华》、阿卜杜·拉扎克《沙哈鲁史》等史学作品，均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当时最高水平。而且在许多学术领域中形成了著名的“撒马尔罕流派”，在欧亚地区文明发展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16世纪初，当乌兹别克汗国兴起导致帖木儿帝国解体时，在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废墟上发生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一重大变化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有：第一，小亚细亚失去帖木儿帝国强权的控制，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力迅速膨胀，最终使奥斯曼帝国兴起；第二，乌兹别克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出现，并在这两个民族权力中心的凝聚下形成了早期乌兹别克民族和哈萨克民族；第三，原游牧于蒙兀尔汗国旧地的西部蒙古（卫拉特蒙古）失去制约很快强大起来，并分成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吐尔扈特四部，尤其是准噶尔部的势力快速发展起来。这些显著的变化奠定了沙皇俄国入侵中亚前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也决定了近代中亚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大势。这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帖木儿帝国时期的文化繁盛对近代中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而这一民族文化分布的趋势和分野却又与“丝绸之路”的几条主干线连接的文化区域相吻合。一个强大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影响开启了近代中亚地区民族分布的格局，从而也奠定了此后地缘政治构建的文化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对欧亚商业交通和文化融合起了突出促进作用的“丝绸之路”依然功不可没。 

    四、结语

    中亚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特殊地缘政治效果。首先，中亚的内陆封闭性地理结构与文明交汇中心的人文地理特点在地缘政治发展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这一特性在中亚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为两种相对的力，使中亚社会的文明发育与地缘政治格局构建往往会出现一种矛盾的状态。这一地区特性恰恰来自于特殊的“内亚”封闭型地理环境和各大文明板块之间基于差异性的交流动力，这两种相对的力量长期交织、交汇、互动，支配着中亚社会内陆文明及与周边世界开放性关系的发展路径。英国著名中亚学家加文·汉布里在他的著作《中亚史纲》中指出：“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个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重要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⑯。正是这两种“独特的、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力在中亚地区历史上的时强时弱、交替作用，构成了中亚各民族文明进步的曲折过程。前者的强大影响保留了中亚地区与周边世界在地缘文化上明显不同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中亚地区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特色。后者在不同时期断断续续、“绵绵不绝”的存在，成为来自地区以外政治文化对中亚施加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中亚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域外强权中心的影响同时构建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亚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时也阻碍着中亚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在中亚的历史上，凭借本土文化的张力往往不足以突破这种因地缘条件而形成的发展困境，而来自地区外的强大权力中心却成为超越这些地理障碍的重要推手和动力。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持续了三四个世纪的雅利安人向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的漫长迁徙过程，由此开启了中亚人类社会的文明时期，也从此注定了域外强权和文明中心的不断干预总是左右中亚社会发展方向和地缘政治文化的命运。继雅利安人之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马其顿帝国、贵霜王朝、匈奴帝国、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蒙古汗国、沙俄帝国等，都是中亚历史上外部强势影响的主要代表。在这些域外强权和文明中心对中亚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作用的同时，另一种地缘政治构建模式也在发生：来自中亚以外的强势文化进入这个地区后，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地缘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本土化过程，或作为跨地区庞大帝国的一部分（如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汗国、沙俄帝国等），或独立成为一个强大权力中心（如西突厥汗国、西辽王朝、喀喇汗王朝、帖木儿帝国等）。这些建立在不同性质文明本土化基础上的新权力中心，将中亚特色的地缘政治文化整合吸收且充分演绎，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参与中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塑造的本土力量在今天以不同方式和路径发挥主动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常庆教授在他的新著《中亚五国新论》中指出，“学界论述大国中亚博弈，通常是以大国参与博弈的意图为出发点，而对中亚国家的立场有所忽视。事实上，中亚国家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并非像棋子一样完全被动地任大国摆布。大国之所以能够较中亚国家独立前顺利进入中亚，与中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关，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亚国家出于自身需要主动配合大国的结果。由于中亚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大国进入中亚各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大国博弈中亚并非毫无阻力、毫无区别，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⑰。这是今天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点，中亚民族国家进程内生性动力的成长使周边地区乃至世界所有强权中心都不能忽略其存在。尽管这一来自地区内的力量尚不足以独立改变中亚稳定与发展所需要的地缘环境，但与中亚各国独立初期相比，即便在继续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中，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自主能力和主动意识。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以世界金融海啸、乌克兰?；⒚拦影⒏缓钩肪热?、欧亚和地区性重大事件为标志，影响中亚的域外强权中心博弈方式也在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一是在不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前提下，扩大新的直接军事存在已不再是主要的博弈手段；二是表现为经济、安全、文化合作的软实力竞争将成为继续博弈的主要领域；三是博弈的焦点将集中在区域合作的规则制定与地区一体化的模式、标准、方向选择上。基于上述三点认识，可以作出以下进一步的推论：第一，中亚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突破地缘封闭后与外部世界的某种模式的联通；第二，足以构成打破这种地缘困境的力量在地区内难以生成，而需要外来影响力的强大介入；第三，这种强大的外力影响的主观动机往往不是出于单纯的商业目的，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文明交流的作用产生于强大国家行为体政治、军事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第四，随着以中亚各民族国家为标志的地区性权力中心的发育和成长，平衡外部强势影响的主动性正在不断成熟。以上结论不仅对认识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内涵有所帮助，而且对新世纪中国与相关各国、各民族合作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