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赵安军

（国声智库高级研究员）

2021年7月1日，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被证明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导世界人民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节点。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疫情初起时期，这场较早发生在中国的抗疫斗争立刻就被西方政治化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媒体纷纷发声：中国要想战胜新冠疫情，必须依靠自由与民主。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现实的发展总是超越西方教师爷们的认知范围，这一次也不例外。中国人民用西方无法企及的强大社会动员力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并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抗疫的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圆满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既定目标，继续向我们的更宏大的发展目标稳步前进。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形形色色的媒体全天候包围、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方位轰炸的时代。中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心存忌惮，就像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所说的那样，她认为当今西方世界“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

很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由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高度融合，近年来，这种融合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西方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毫无疑问，中国是非西方模式发展的最成功的国家，这种发展的成功向世界指明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的一个客观影响是让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得到了彰显和深化。

接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叫嚣的贸易战、科技战、与中国脱钩、发动新冷战、联合围堵中国等一系列操作，这本是他们转移国内问题的惯用手段，也无疑造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必须正面面对的重要矛盾。这一切矛盾的发生由来已久，而我们也做到了未雨绸缪，并提前做出了布局。十八的以来，我国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应对这一矛盾的一个战略部署。

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文化软实力，这将是我们应对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围堵与打压，扫清前进的障碍，团结人民继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任务。

法国大革命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的前身）联合起来，向代表封建权贵利益的保守主义做斗争。各个政治派别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分别发展产生了不同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把政治派别的斗争策略进行哲学化建构，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简而言之，保守主义代表少数权贵利益，以?；ど缁岱⒄寡有晕碛晒菇ㄗ约旱囊馐缎翁?；自由主义代表少数有产阶级的利益，以个人主义价值实现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争取平等为目标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小集团利益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形成联盟，共同应对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者，两个阵营分别构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斗争的理论。卢梭认为，柏拉图提出的权利推论是构建社会的基础理论，这些产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无疑都是基于权利推论构建的。

中国传统的社会构建理论不同于西方，我们是以责任推论作为社会构建的基础理论。中西方这两种基础理论分别产生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中国哲学思想是形成于远古时期的阴阳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五行八卦理论，这既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是中国人的方法论，它是中国人对客观世界进行动态化、系统化的解释理论，我们可以从中医理论中窥得中国哲学的一些端倪。如果要把中西方哲学做以比较，本体论只可以作为阴阳轮的一个特例存在，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在中国能够出现而又得不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一句话，西方有他们的理性，中国人有自己的理性。如果要进行优劣评价，中国人的理性是可以涵盖西方理性。

阴阳在近代以来几乎等同于封建迷信，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哲学传入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认为，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学者提出用西方哲学范式改造中国哲学之后。受轴心时期的概念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涉及中国哲学思想时，往往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用儒家思想做代替，中国传统哲学至此成为一些实用化、碎片化的教条。

中国传统的社会构建基础——责任推论必然产生大集体主义意识，所以能够在远古等级社会时期就产生了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构型。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都自然选择了等级社会，这是与人类社会最初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细究之下，中国的等级社会与西方等级社会有明显的不同，造成不同之处的原因就是社会构建基础理论的不同。

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时期，仁人志士引入西方社会思想以期救亡图存。在当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君主立宪制保存权贵阶级利益的思想被中国人民直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必然的结果；取代世袭权贵阶级的代表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思想难以在中国形成广泛社会动员能力，其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当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以后，这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思想，能够与中国人民传统的责任推论意识相融合，迅速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形成不可抗拒的社会进步力量，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思想中的责任推论就像砧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引进的现代社会的接穗，两种思想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勃勃生机的新的生命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产生责任推论内在性产生大集体主义思想。来自中西、古今的两种社会思想在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出发点上，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时期得到完美融合，并立刻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人民从亡国灭种边缘奋力一跃建成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迅速从一穷二白发展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顶着重重压力、冲破重重阻碍，取得了举世罕见伟大历史成就，让中国人民产生持久坚定的社会动员力量就来自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

历史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全面扩张完成，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这个具有侵略性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失去了发展空间，全面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它必然走向衰落。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就产生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财富终究是社会的而不可能是某个人的或属于某个小集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约束，使得资本无限制积累是不被认同的，像西方社会通过殖民掠夺发展经济更是被中国人所唾弃的，这种思想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价值观面前，是所谓保守的和落后的。近代以来的很多社会现象本质上是资本现象，诸如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在近代西方社会不择手段极力推动资本无限制积累的过程中，中西方物质财富对比发生了变化，而西方发展资本的手段——殖民掠夺的军事能力也逐步得到加强，导致英国殖民主义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毫无疑问，这是西方以国家力量采取暴力手段对中国进行的殖民掠夺，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想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成为西方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追求无限制资本积累就决定了资本家的寄生性，寄生阶级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分化就是必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

19世纪中期，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正在伴随着经济殖民向世界各国输出，文化同质化是继续维系这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重要手段。此时，西方社会一改多年以来对中华文化的崇拜与学习，转而极力污蔑和打压中华传统文化，诸如封闭、落后、停滞、僵化等意识形态化的词语被构建出来，并通过学术方式被旧中国学者广泛接受。

19世纪末期，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植入了西方构建的各种社会科学之中，诸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东方学，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标准。西方中心国家构建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西方哲学成为唯一标准，由此产生唯一标准的科技。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会产生另一种思维的科技，并在后现代社会发展中做出独特贡献。

为了取得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在中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格格不入，也与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格格不入。随着社会阶层越来越复杂化，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涌动，导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员力衰减。这些现实是构成中国当今社会人们思想迷茫与困惑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要发展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由所在。

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日渐衰落的今天，我们站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能够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它以鲜活的生命力能够很自然地适应后现代时期发展方向，而权利推论思想正在它走完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必然同步衰落。

在近代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自由主义者注重意识形态理论构建，社会主义者注重组织建设。自由主义者通过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政权的优势，创造了许多貌似“客观”知识，并以社会科学的形式呈现给公众。社会主义者代表着底层大多数人的利益，往往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所以必须进行组织建设，并且要努力确保组织能力不被削弱。自由主义者只需要构建理论不断挑动个人主义价值观就能够实现对统治阶层的统一和整合，并不断构建具有代入感的社会学词语，吸引心存幻想的群众，形成自己的阶级势力。

政治斗争首先要保证胜利，社会主义者又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由此以来，难免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失去弹性。自由主义将社会主义的组织建设与两党制轮流执政的制度模式相对比，用意识形态化理论解释为专制与民主。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团结和统一是中国人坚定的价值取向，这是西方多党制在中国难以落地的根本所在。

启蒙运动初期，洛克用上帝创造的人都是平等的观念反对绝对君主制，并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别人的奴役。也就是说，自由观念是平等观念的演化。到了启蒙运动后期，卢梭提出“人生而自由”，标志着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治权利以后，开始争取自己阶级的特殊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政客们为了政治权利，故意混淆自由一词在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不同概念，以取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致于今天自由在西方国家完全泛化，谁也说不清自由是什么，这让国家和社会失去了集体认同和应有的秩序，这一点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认为，人是“天生”与父母生的综合体，这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天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代表着平等；父母生由于家庭环境的不同，代表着差异性。并由此产生“修齐治平”的家国思想，自立自强的责任推论进入每个人的意识之中。中国人也崇尚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持续修养的理想境界。

在21世纪，虽然阶级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甚至很尖锐，但是相比19、20世纪，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难以形成有效动员，这是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放弃引领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历史责任。增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弹性空间，就增强了理论的包容力，包容力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用西方哲学思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产生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建构马克思主义，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更适应21世纪。

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发达国家通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文明形象，并依据这种标准和形象对中国等后发国家进行评判、指责、围堵和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学术交流和学科推广，这些标准和形象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潜意识，让这个群体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主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这就是老布什时期美国对中国“全面接触”政策的底气与信心，直到它遇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顽强阻击而破产。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幕僚长史蒂芬班农承认，美国过去30年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是失败的。

时至今日，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依然难以理论化地说清楚我们胜在哪里，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性能够解释的，这也对我们继续前进造成了思想上理论上的的困扰。

中国人文化自信的缺失由来已久，原因既有鸦片战争及后来一系列应对入侵战争的失利，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自19世纪中后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和对中华文明有意识污蔑和贬低，这种污蔑和贬低随着后来的洋务运动输入国内，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不自信。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多次被外族武力入侵，甚至被外族占领，但是无一例外，他们最终都在中华文明面前屈服，无一例外地融入中华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文化自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中心国家，他们不仅注重武力殖民掠夺，还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进行经济扩张掠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注重用个人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

曾几何时，西方宗教作为文化入侵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成为某些学者心中愧疚。殊不知中华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它内生性具有宗教所具有的一系列社会职能，而宗教在西方是作为文化理论不够全面的一个补充而产生，而这个补充部分与其主体部分又矛盾重重，两者之间的相爱相杀几乎构成了西方全部历史。一神教宗教给了西方哲学本体论一个更形象化的答案，并补充了西方文化缺失的平等思想。由于西方文化中平等思想是外在的补充部分，所以随时会被思维过程所丢弃，双标就是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随着西方宗教的衰落，直接论述利己主义合理性的实用主义兴起，它起初为西方霸权扩张提供了理论，在21世纪开始反噬西方社会的合理性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普通人的人格修养就达到了西方宗教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这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秩序的强大的力量。

由于内在的哲学思想不同，中西方文化自然呈现迥然各异。西方历史五个阶段论也许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有奴隶现象而不存在奴隶社会阶段，基本上是分封建国与中央集权的组合。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社会治理理论一以贯之，即使是所谓奴隶制社会阶段的理论，放在当今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而不用做任何修正和解释，原因是它们实质上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放于利而行，多怨?！比ɡ坡鄣纳缁嶙源芑?，两次世界大战并不能让西方对他们的文化构成深刻反思，西方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不可能由权力推论得以理论上的根本解决。以个人主义价值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他们信奉金钱和权力越多自由就越大，而不是金钱和权力越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也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性再次向西方传入，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让他们真正有所觉醒。权利推论利用人趋利避害的心理组建社会，责任推论激发人内在的共情担当意识组建社会。深究细推，权利推论其实是构成责任推论的一部分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以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宽裕的资金、落后的技术水平，不借助殖民掠夺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建设，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以这种方式崛起，中国的崛起就是世界百年大变局。

发展需要历史机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历史机遇一次次在眼前划过时，我们并不处于最佳的抢抓位置上，甚至是处于很差的位置上，但是我们都稳稳地抓住了，为什么总是我们？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内在的必然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磨难却能够浴火重生，是因为它在中国广泛深刻的群众基础，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虽经年蛰伏，一经召唤就能够全面焕发生机。历经社会变迁中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民群众心中不离不弃，充分说明它具有历史的普适性。

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也是自由主义坚定的捍卫者，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他认为我们的模式是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中国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他认为中国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他并不清楚中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一模式的人文基础，而中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障碍。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几乎所有宗教派别和多达6500多位宗教领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达成了人与人、国与国、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之间和平共处的两项黄金规则，第一项是把人当人，第二项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而大会所达成的这两项规则一个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另一个直接是孔子说过的话。众所周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这件事说明了中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适性，以此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具有无可争议的普适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儒家是中国人的宗教，这是一种认知相符的错误。

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开放，但是，这是一种防守反击，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容性再构建，然后主动去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交流和较量。融合天下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的独特能力，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是共产主义事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在实现我们对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发展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用一以贯之的理论完美解释我们国家复兴的全部历史，这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紧迫的历史任务，这是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准备接收更加大国际影响力与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需要，也是团结中华民族勇敢踏上更加艰辛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的需要。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坚决去除对中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性认知的错误，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真正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范式改造中国哲学的捷径我们已经实践了一百年，实践反复证明了此路不通。

202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