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厚滋养。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代的文化传承和学术记载。深刻掌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故此,本刊2024年第一期起,开设《国学讲坛》栏目,并特别邀请刘学智教授为栏目主持人。

刘学智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陕西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实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理事、学术委员、顾问联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孔子学会创会会长。著有《中国哲学的历程》《儒道哲学阐释》《儒道释与中华人文精神》。与张岂之先生合作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隋唐五代卷》《关学思想史》,为张岂之先生主编教材《中国思想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关学文库》总主编等。

敬请读者关注。

刘学智

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了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濂洛关闽”,被视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

张载是理学史上第一座思想高峰

宋代理学是长期以来佛道泛滥背景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下垩涫?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盵1]韩愈思想的重要特点和贡献是“反佛”和“崇儒”。其崇儒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道统论,认为儒家的“仁义之道”有一个较佛教更为久远的传授系统,其目的在于说明儒学才是中国思想的正宗文脉。道统论虽不失为反佛的有力武器,然其弊端在于其“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2]。故建立足以与佛老相抗衡的新儒学体系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宋代士人的身上。真正接过韩愈反佛和崇儒的双重任务并有实质性推进的,是北宋的张载。

就反佛来说,张载把佛教与道教捆绑在一起,抓住“二氏”皆以世界为虚幻或虚无这一共同本质进行批判。他以“太虚即气”为其本体论基础,以体用统一为方法,直指佛老的空无之论。他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且陷于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3]他从根本上驳斥了佛老的虚无世界观,指出佛老把虚与气的统一关系割裂开来了,从而否定了世界的真实存在。张载对佛老的哲学批判,为此后的理学家确立了基本的理论立场。

就崇儒而言,张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先是听从范仲淹之劝读《中庸》,但仍不觉满足,“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后又与二程“论道学之要”[4],遂对儒学有了充分的自信。但张载对儒学不仅仅是继承,而是“勇于造道”[5]。他深刻反思了秦汉以来儒学“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6]之大蔽,没有走以训诂注疏为主的汉唐经学之路,而是直接回归先秦孔孟的义理之学。他接受并阐发了秦汉以来易的宇宙论架构、孔子的礼论和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中庸》的“道性”论和孟子的心性论,建立起贯“性与天道合一”[7]的思想体系。故明儒冯从吾评价说:“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柛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盵8]

相较于“北宋五子”中的其他几位,张载的思想体系是严整而深邃的。宋明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是张载较早提出并阐发的;理学“性道为一”心性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张载那里已见雏形;张载批判佛老的态度,成为理学家的基本理论立场;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和“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心统性情”和“立诚”“尽性”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也多为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理学家所借鉴、承继和阐发。张载《西铭》所阐发的“民胞物与”也备受宋明诸儒的推崇。张载的思想在宋明理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故李泽厚说:“真正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的”,是提出“宋明理学基本命题和基本原则的张载”[9],所以,张载的思想可视为理学史上第一座高峰。

随着张载理学思想学说的日渐成熟,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学术团体?！捌溲У笔笔⒋诠刂小猿梢患抑浴盵10],并出现“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11]的盛况,可见关学在张载去世时已成规模。只是因张载去世过早,其弟子们为弘扬道学,有的投奔二程门下,关学曾一度陷于低潮,到明代乃出现中兴趋势,之后直到清末,关学统绪未有中断。关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而是特定意义上的“关中理学”。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传衍着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流派。

张载“四为”的使命意识

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盵12]这是对张载思想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这一切的取得,都是建基于他“勇于造道”的使命意识和创新精神上的。

关学在传衍的过程中,其学术观点或旨趣屡有变化,但其文化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赵馥洁先生曾将其概括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等六个方面[13]。最能体现张载博大胸怀、精神气象和学术使命的是他著名的“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瓢偌胰衔馐钦旁匚约喝妨⒌闹卮蟮睦肥姑驮鹑蔚５盵14],此点尤开显了儒家广阔的胸怀和精神气度。

“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张载宏大的理想和抱负。在张载看来,“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15]古人常以“立天地之心”释“为天地立心”?！疤斓刂摹背鲎浴兑住じ簇浴分跺璐?“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焙挝疤斓刂摹?张载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盵16]天地生物之心即仁心,显然此“天地之心”即儒家一直高扬的“仁爱”之心?！端卧О浮肺?“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盵17]可见“为天地立心”既是一个宇宙论的命题,也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马一浮说:“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18]。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努力为社会建立起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为生民立命”体现了张载崇高的精神追求。“立命”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汉赵岐解释说:“修正身心,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盵19]朱子解释说:“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薄傲⒚奔床荒芤浴叭宋μ旄场?。按照马一浮的解释,即要求人们以“尽道”“全其正命”为正确的精神方向[20]。张载要引导民众以确立“正命”为精神方向,从而安身立命,以彰明生命的意义。

“为往圣继绝学”既体现了张载的学术使命,也彰显了他的价值追求,同时也为此后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绝学”指历史上受所谓“异端”思想(主要指佛老)或杂学冲击而被中断了的儒家义理之学的统绪。儒家道统相传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一直传承着的“先王之教”“仁义之道”。韩愈认为此道统自孟子之后“中绝”了。张载要在学绝道丧之时,承接起传承和弘扬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通过“立大本,斥异学”,建立“一天人、合内外”的足以与佛老相抗衡的以孔孟道德义理之学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张载“立心”“立命”“继绝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终极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疤健薄按笸笔侵芄?、孔子以来的社会理想,且只有施仁政和礼治才能达到。马一浮指出,“太平”之世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道治天下”;二是“贵德而不贵力”。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状态虽然在古代并不曾有过,但总能给人树立一种努力向往的目标。张载以恢复三代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认为通过实行井田制,实现足民、均平的社会诉求,天下就会长治久安。重要的是,张载以更宽广深远的视野,把这种理想的社会推之于“万世”,以人类谋求永久太平、安定、祥和的社会为愿景。

张载的“四为”句,反映了士人对民众精神价值、生活意义、道统传承、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表现出张载宽广的胸襟与博大的气度,亦彰显了关学学人特有的精神气象,故一直为历代士人所推尊。

“民胞物与”的胸怀和境界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盵21]强调对所有同胞都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对万物也应以同样的态度去关爱。后世学者将张载的这一思想概括为“民胞物与”。曾国藩将其视为孟子之后论仁求仁的精华思想,赞许说:“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盵22]

“民胞物与”的哲学基础,是儒家“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张载看来,之所以天地是我们的父母,民众是我们的兄弟,万物是我们的同伴,就在于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因气化而有生,同禀一气而成性。万物禀赋的气决定人性和万物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与物都应是平等的,都应该共享应有的公平。由此就必须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

“民胞物与”包括“民胞”和“物与”两个方面。就“民胞”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既生于天地间,都应尽自己的伦理责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以仁爱的德性,关爱社会上生存状态各异的族群,特别要关爱那些弱势的群体。就“物与”来说,就是要以仁爱的德性对待宇宙间万物,将其视为人类的同伴而平等地予以关照。既如此,就要引物为同类,秉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而不应为了自身的生存无限度地征服自然,甚至以牺牲其他物类的生存为代价。张载把自然万物视为人类同伴的观点,在当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制约着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对于遏制不尊重自然、不注意环境保护而一味向自然索取的做法,对于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同时,“民胞物与”的理念,也是我们当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

关学学人的独立人格和气节操守

张载开创的关学学脉一直没有中断,关学宗风也持续被承传弘扬。张载可考见的弟子众多,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关学在师承上虽不像洛学那样有一个绵延久远的授受序列,但张载思想及其关学精神则代有传承。从《关学编》及《关学续编》等学术史著作可知,关学统绪延绵不绝,随着时代的变化,关学的学术旨趣虽有所变化,但“横渠遗风,将绝复续”[23]。

关学学人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重视礼仪教化,主张身体力行。前者造就了关中文化隆礼重仪的古朴雅韵,后者使关中文化涌动着鲜活的生命力。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张载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在历代关学学人身上鲜明地得以持守和光大。

1069年,因时为御史中丞的吕公著的推荐,宋神宗召见了张载,并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在阐述自己以“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时,强调经济上要调整好分配关系,不要两极分化,还提及对民众的教育等问题。神宗听后非常赞赏,准备委以重任,但他却婉辞了,说:“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盵24]之后王安石又请他参与新政,大概因为二者在改革观念上的分歧,他也没有听从,加之其弟张戬因不赞成王安石一些变法主张而被贬,他觉得其理想难以实现,遂决定辞官回乡。张载一直强调“大义大节须要知”[25],“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26]。他自己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27]。张载诚心为公道和理想而献身,当理想不能实现时,决不为一官半职而苟且、而阿时附势。这种重大义大节的精神,在此后形成了关学特有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此一直影响着历代的关学学人。

试举二例:明万历、天启年间,朝廷腐败,宦官权势很大,一些官僚文人往往投靠于他们。冯从吾则保持其节操,拒绝与之往来,且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明神宗中年后日日深居宫中,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面对长期潜伏的社会危机,冯从吾冒着杀身的危险,上书《请修朝政疏》。这份奏疏把矛头直指皇帝,指斥神宗“倦于窈窕之娱而晏眠终日”,规劝其“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为可恃”,并直言“天下之心岂可欺乎!”[28]神宗大怒,立即传旨廷杖,后由大臣们出面联保,方幸免于难。然终因他不愿结交权贵,不愿和腐败势力同流合污而被罢官。冯从吾回到关中后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著述和讲学,关中书院遂应运而生。后来宦官魏忠贤专权,大肆镇压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士人,冯从吾遂受牵连。1626年,魏忠贤派爪牙到陕西拆毁关中书院,冯从吾痛心疾首,饮恨而死。

明末清初的李颙(号二曲)知识渊博,闻名海内,连皇帝也非常仰慕他。但他因民族情怀和个人精神追求等原因,终生不仕。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以“一代真儒”向朝廷荐举,李颙却以疾固辞。五年后,兵部主政房廷祯又以“大儒宜备顾问”荐举,他仍以疾固辞。朝廷催迫紧急,地方官员命人欲强行将李颙从当时寓居地富平抬至西安,欲其赴任。李颙绝食五昼夜抗拒,地方官见势不可强,只好作罢。1703年,康熙帝西巡,欲召见他,李颙仍以疾固辞,康熙帝无奈以“高年有疾,不必相强”准许,并赐御书“操志高洁”匾额。这充分彰显出李颙的铮铮铁骨与高尚节操!王阳明说,“关中自古多豪杰”[29],诚哉斯言!

张载创立的关学其思想学说和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仍有着重要的价值,是陕西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它不仅塑造和培育了关中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培育了关中乃至陕西人纯朴、质实、耿直、坚韧、诚信的文化性格,也对关中乃至陕西人形成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恪守正道、博取包容的品格和精神风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